據2019年度《全球多維貧困指數》報告顯示，全球共有13億人處于“多維貧困狀態”，且各國之間與國家內部各地區之間的貧困程度存在巨大差異。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報告，到2030年，全球或將再有2.07億人陷入極端貧困，從而使極端貧困總人數突破10億人。

貧困是問題，但我們的研究表明，這并不只是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本身的問題。究其根本，其實質是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的制度性致貧，核心是制度收益和制度成本不對稱帶來的結構性問題，全球資本化的經濟收益如何分配和發生的成本如何分攤構成化解貧困的一對基本矛盾。

縱觀歷史，在人類進入工業文明短暫幾百年內，西方發達國家在資本主義早期原始積累階段、中期產業資本擴張階段和金融資本階段主導了三次全球化進程，后發國家被納入全球競爭的每一次制度“接軌”都客觀上承擔了發展的代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制度收益與成本嚴重不對稱，是發展中國家致貧和弱勢群體恒弱的制度性內因。

（一）前資本主義殖民化的全球化

第一次全球化始于資本主義早期歐洲工業化導致的殖民地擴張。殖民擴張背后的重要原因是歐洲國家對東亞（主要是中國）的長期貿易逆差，尤其中國自宋、明人口過億后，依存于農村且與兼業化小農家庭經濟相匹配的工商業長足發展，以絲綢、瓷器與茶葉為主的出口借助了海上航路開拓而持續增長；客觀上導致西歐因貿易赤字而演化為白銀危機，并通過對外擴張占有資源和市場，大量移出貧困人口(包括罪犯)，控制了世界上資源最豐富的南北美洲、非洲和澳洲，引發17—19世紀的大量“以國家為犯罪主體”的殖民戰爭……同期的后發國家和地區陸續遭受侵略、大部分被迫納入宗主國控制的資本主義體系，被拖入西方列強爭奪殖民地和劃分勢力范圍的殖民化地緣局勢。

海外殖民擴張，一方面幫助西方早期工業化國家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另一方面，大量海外財富向歐洲流入，而同時歐洲貧困人口大量向殖民地遷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過程所內生的各種社會矛盾，比如資產階級新貴族與原封建貴族之間、資產階級與工人之間的矛盾等得到緩和，實現制度收益對應的“政治文明”。

因此，如果發展中國家要以發達國家作為“趕超”目標和樣板，就不得不考慮是否具有“復制”其發展歷程的可能。制度變遷存在路徑依賴，發達國家依靠對外轉嫁制度成本來實現增長的機制愈加深化，發展中國家要改變這種不對稱機制的可能性就愈加微小。

（二）產業資本全球化及矛盾轉嫁

第二次全球化始于資本主義中期產業資本的擴張。進入19—20世紀的工業化擴張，生產過剩作為“資本主義內生性的一般矛盾”引發了以資本主義國家為主的兩次世界大戰。歐洲各中心國之間，早在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就不斷爆發爭奪貿易權力、殖民地、市場和工業原料的戰爭。延宕至20世紀初葉，進入產業資本擴張階段的歐洲列強麇集在半島型的狹窄大陸，產業同構加上同步擴張導致生產過剩和競爭惡化，同樣路徑依賴地訴諸戰爭。

老殖民主義時代形成的列強紛爭的世界秩序在二戰中解體，美蘇雙寡頭地緣戰略形成?；?0世紀50年代戰后恢復帶動再工業化興起，發達國家工人運動促使社會福利與勞動力成本及環境保護壓力上升，一般制造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產業的移出使得西方國家內部的勞資矛盾和國家間矛盾都開始緩和，消解了西方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壓力。

二戰后全球反殖民化運動催生大批新興民族國家，這些國家獲得民族獨立之后的首要任務即是追求工業化，客觀上成為消化發達國家過剩資本和產能的“新大陸”，即成為戰后接受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載體。同期軍備競賽中的軍事技術、創新設備大量地轉為民用，帶動西方國家的產業結構向資本、技術雙密集型的方向提升，使之得以與第三世界國家進行不等價交換，發展中國家被迫讓渡經濟主權和資源主權才能進入工業化起步階段。

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的經濟結構調整及其第二次對外轉嫁危機客觀上使得發展中國家深陷對外負債過高、財政赤字增加、對內剝奪加劇和社會動亂等各種加劇貧困的泥沼之中。

（三）金融資本全球化加劇制度性貧困

第三次全球化始于金融資本擴張，在20世紀90年代基本完成了產業資本轉移的西方國家，最近20年正在演化為金融資本主導的全球化競爭。全球強權政府通過加快貨幣化和資本化進程獲取制度收益，導致后殖民化時期的地緣戰略向幣緣戰略演變。同期，發展中國家接受了產業轉移的同時也接受了產業資本主義階段“資本與勞動”本質上屬于對抗性沖突的主要矛盾，及工業化派生的生態惡化和環境污染，不僅成為西方資源的提供者和產業資本的“打工者”，而且其外貿盈余向西方資本市場再投資，也成為金融資本經濟泡沫化的主要來源。

以國家強權為信用基礎的金融資本，形成于17世紀后期商人利益群體與歐洲君主共同獲取巨額利益的戰爭需求，發展于參與產業資本循環的利潤分配，本身就是與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特別是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維護符號美元強勢地位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由此而始—資本主義在中期階段列強爭奪產業資本利益的戰爭，轉化為進入高級階段的美國作為超級大國保衛美元、爭奪金融資本全球化之中的超經濟利益的戰爭。

金融資本全球化的運作機制是借助美元化機制的“從紙到紙的循環”，從產業資本“套現”—用美元購買產業資本的資源、制成品，再用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吸引支付出去的美元回流；乃至產品輸出國家產業資本的股權收益和外匯儲備，都在核心國套現范圍之內。金融資本是成倍運用金融杠桿進行運作，其高收益一直與高風險伴生，但收益與風險仍然是不對稱的。每一次金融危機，都會演化為局部區域的社會動亂和貧困惡化。

基于歷史分析和國際經驗比較，可以看到：發展中國家的貧困不是微觀意義上的貧困，而是宏觀的、歷史的，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全球資本運作產生的制度性貧困，是承載了不斷累積的全球化代價的客觀結果。何況，任何制度變遷都是原有框架內占有收益的利益集團進一步獲取增量收益并向弱勢群體層級轉嫁制度成本的過程。因為發展的階段性導致了制度成本產生的必然性，面對制度收益與制度成本，不同國家選擇了不同道路。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主要是通過將發展成本轉嫁給發展中國家來緩解這一問題的，從而導致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及弱勢群體的貧困。

在全球化競爭中，中國作為一個人口最多而資源稟賦較差的發展中國家，客觀存在著高速現代化進程中國民經濟不同發展階段形成的內部發展不平衡和內在差別的問題，發展產生的收益先被資本積聚的城市和收益相對較高的產業占取，貧困地區和農村承擔其發展代價。相比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扶貧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得益于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一以貫之的舉國體制，既對不同發展階段造成的發展不平衡有清醒的判斷，又對發展代價進行內部化處理。由此，實現了一定歷史階段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的相對均衡，構成了中國自身制度優勢的扶貧經驗。

（一）基于國家安全理性的扶貧戰略

中國人民通過艱苦卓絕的解殖斗爭建立新中國以來，對長期追求工業化不同階段帶來的積貧積弱狀況，開展了三次大規模的扶貧。

首先是1950年和20世紀80年代，通過兩次土地改革為農村大規模脫貧奠定了以土地均分到戶的財產關系為核心的經濟基礎，讓絕大多數農民成為小有產者，這意味著消除了“絕對貧困”，進而在20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推進大規?；A建設及城市工商業的城鄉融合中，資源稟賦較差的農民能夠在農村工業化中獲得有現金收入的就業條件，國家得以在高增長中實現較大范圍的脫貧。

其次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相繼啟動1982年“三五”專項扶貧計劃、1994年《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等重大開發式扶貧計劃，并于2001年印發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的通知》。

其三是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提出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有組織體系和有計劃地不斷深化減貧事業，以舉國之力調動一切積極力量扶貧，同時于2013年正式確立“生態文明戰略”及黨的十九大進一步明確鄉村振興戰略，把包容性可持續長期均衡發展作為目標。

黨的十八大以來，之所以將精準扶貧和脫貧攻堅作為全黨全社會的首要戰略任務，是在于全球金融資本深化將嚴峻的貧困問題演化為兩極分化帶來的國家安全問題。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確定的社會最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并且，最大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城鄉差距和收入差距。因此，中國提出決戰脫貧攻堅，決勝全面小康，不計代價地把扶貧當成首要政治任務，也就是要求各級政府必須具有高于經濟理性的政治理性和國家安全理性。

追溯到2015年黨中央做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2016年國家制定并出臺“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以及2018年提出的三年行動方案，研究發現，新形勢下中國的扶貧戰略是在全球化背景中提出的，全球化本身內在的一個規律就是兩極分化，而扶貧就是消除發展中出現的兩極分化危機。

二戰后，美國主導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保持固定匯率。但美國在1971年單方面宣布不再以黃金兌換美元（即不再保持固定兌換率）。1976年的《牙買加協定》使得美元成為全球主要的定價、結算和儲備工具，進而成為事實上的世界信用貨幣。此后才有新自由主義問世—美、英大力推進金融自由化與證券化；同時以自由市場名義要求發展中國家打開國門，放松資本控制。

此后的兩個十年里以美國為主發展了兩千多種金融衍生品，金融部門迅速成為賺錢最快的領域，必然異化于獲利慢的實體經濟。

隨之，金融霸權國家（包括金融業占比高的國家和地區）獲取收益的方式發生了變化，金融資本主要在虛擬經濟領域追求流動性獲利，越來越異化于實體經濟?？鐕镜募庸ぶ圃飙h節紛紛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在全球范圍內追逐要素價格低谷，形成全球產業布局。這被西方認為是發展中國家得到全球化的“搭便車”機會，但我們認為，這也使得發達國家的主要貨幣成為主導的結算貨幣，一方面是跨國公司占有超額利潤推進資本市場走高，金融資本成為全球化引領力量；另一方面也是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盈余回流西方國債市場，助推了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及支撐其制度文化的軍事強權擴張。

然而，異化于實體經濟的美元資本在世界大規模地追求流動獲利，并不能給美國增加就業。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暴發、2011年美國發生“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因產業轉移及金融資本虛擬化造成就業不足和兩極分化社會矛盾的直接反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美國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的死亡引起了美國黑人針對種族不平等的抗議運動并向暴力沖突演化，究其根源，美國非裔人口失業率、犯罪率及疫病致死率反映出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黑人與白人之間不斷加大的貧富差距。沖突中的各方言論根本無法構成理性對話條件，也反映出美國社會的撕裂愈加嚴重。

美國金融資本虛擬化擴張導致內生的貧富差距拉大，是難以逆轉的趨勢。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19年5月，美國基尼系數達0.482，遠超0.4的國際“警戒線”，最富有0.1%家庭的財富相當于最底層90%家庭所擁有財富的總和。疫情期間，超過2600萬美國人申請了失業救濟，而僅僅在疫情暴發短短三周內，美國億萬富翁的財富卻增加近10%。

客觀來說，凡是追求西式現代化并被納入全球化體系的發展中國家，在這個過程中都會出現類似的問題。中國在這30年間也有貧富差距拉大的趨勢，即少數人占有更多的財富。改革開放初期的政策導向是讓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突破性的政策釋放了生產力，但也必然加劇社會矛盾。鄧小平對此進行了補充：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那我們就失敗了。他說，“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币惨虼?，中國一直把消除貧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為努力方向。

要想不發生內部兩極分化導致的社會撕裂，不出現西方國家代表實用主義的民粹化傾向，避免把民粹主義情緒的排斥性特征升級到一種“美國優先”、近乎法西斯化的排外政策等美國式“私利最大化”理性派生的發展后果，我們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絕對不能讓兩極分化引發社會維穩困境的矛盾在中國重演。

于是，即便在國內外經濟、社會形勢嚴峻復雜的情形之下，中國仍然堅持1949年以來數次大規模減貧的經驗，一以貫之靠新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實現脫貧攻堅的戰略目標，以此保障國家總體安全，大局穩定。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扶貧策略

一般市場條件下，成本和收益是對等的，農業實現產業化和二產化都需要有土地、勞動力、生產技術和資本等稀缺性生產要素的投入，進而通過符合生產力要求的組織形式實現對要素的結構性組合。傳統小農戶為主的農業發展經營，依托的主要是土地革命賦予的土地財產，近乎零成本地獲取了土地要素，又因農戶家庭勞動力的內卷化而不將自身對農業投入的勞動和傳統沿襲的農業技術計入成本，也許能實現低成本的維系簡單再生產，但卻無法支付教育、醫療市場化的高消費，更無形成積累的可能。而產業化的升級需要追加要素投入，使得普遍貧困地區在各項投入要素近乎為零的情況下要依靠自身實現產業化幾乎是不可能。

但脫貧攻堅戰打響后，新舉國體制的策略方式，就是國家直接把長期流出的資金要素回推到貧困地區。一是財政投入規模不斷加大，2016—2020年，中央財政累計安排補助地方專項扶貧資金5305億元，連續5年每年新增200億元。二是積極開展涉及14個部委的貧困縣涉農資金整合，2016年至2020年前三季度，全國832個貧困縣累計整合涉農資金約1.54萬億元，貧困縣平均每年可統籌用于脫貧攻堅的資金，由整合前的幾千萬元增加到年均3.6億元，極大增強了貧困縣統籌安排資金支持脫貧攻堅的能力。三是通過地方政府債券資金、政府性基金等金融工具加大脫貧攻堅投入，引導金融、社會資本服務國家脫貧攻堅戰略。“十三五”期間，累計安排政府債券限額3849億元專門支持易地扶貧搬遷、貧困村提升工程等脫貧攻堅重點項目，累計安排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100億元支持貧困革命老區脫貧攻堅，通過貸款貼息、風險補償，引導金融機構累計投放扶貧小額信貸6000多億元。

此外，對于“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2018—2020年，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累計安排711億元，2020年為確保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又專門安排掛牌督戰地區專項扶貧資金和補短板資金共計417億元，平均每縣8億元。

各項扶貧資金和涉農項目的投入使貧困地區有了很大一部分無風險資產和產業發展的要素條件，而快速布局形成的一產農業、二產加工業和三產旅游服務業本身，并不內生于貧困村社原有的產業基礎，而是國家精準扶貧戰略對貧困地區安排的“飛來的產業化”，是對農業產業要素的逆向配置和生產關系的重構。

因此，客觀而言，取得脫貧攻堅的決定性勝利，核心在于鄉村產業要素和治理成本的外部性支付，但產業增值收益的內部化共享，實際是獲取了新時期國家重大戰略調整的綜合性制度收益。

在新舉國體制下，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和一般發展中國家，中國通過對國家資本的社會化改造，直接將財政和社會投入向貧困村、貧困戶做非市場性的財產處置和分配，體現有利于社會平衡、公平的漸進轉型的社會主義制度安排。同時依托大規模國家投入改造貧困地區生產條件，突破自然約束，形成新的生產力，使貧困地區有資本積累進而實現產業層次升級，進入新發展階段，從而化解絕對貧困問題。

針對于此，中國經驗應該被歸納為“制度性減貧”—利用“新舉國體制”的優勢調動一切積極力量完成消除貧困的國家戰略。盡管在脫貧攻堅工作當中也有很多不足和爭議，但黨的十八大之后確立了2020年全面消除貧困的目標，代表國家意志的中央政府直接使用“看得見的手”，將資金、技術等相對稀缺要素重新配置回農村，同時也調動各種社會資源打贏脫貧攻堅戰。這些措施如果僅從微觀機制看，有悖于市場經濟的原則。但從宏觀調控角度看，確有化全球化之危為內循環之機的作用—既能夠使貧困人口數量及其占比都有明顯下降；也有效緩解了城市產業資本遭遇外需下降而引發的生產過剩危機。

綜上所述，中國扶貧于世界而言的新舉國體制優勢，面對內外部嚴峻形勢，在西方自由主義制度不斷將矛盾向底層弱勢群體轉嫁，進而導致嚴重的社會不穩定和國家安全問題時，中國扶貧過程實際是保障社會穩定和維護國家基本安全的重要經驗，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中國超過半個世紀在世界減貧事業上做出的重大貢獻，本就是綜合性的制度成果，不宜簡單化地就扶貧而論扶貧。

尤其是2003年提出“科學發展觀”以來經過10年重大調整而于2013年正式確立的“生態文明戰略”，把包容性可持續長期均衡發展作為目標。在這個21世紀的國家重大轉型戰略之下，全黨全國各方面的不懈努力形成了全面減貧成就。為此，宏觀與微觀相結合地客觀總結這個既遠見卓識，又腳踏實地的國家經驗，無疑對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對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有明顯的借鑒價值。

（一）貫徹新階段、新理念、新格局下的高質量發展

拜登接任美國總統即將要開打的環境戰，是繼特朗普的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之后試圖挽回美國“退群”損失、重組西方反華陣營的主要策略。眾所周知，在中國2003年進入所謂“黃金十年”的高增長之前，美國的污染以碳排放為標志比中國多，到2005年兩國大致持平，而現在中國的環境污染形勢依然嚴峻。因此，保護生態環境，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已經是“十四五”時期的重要任務。

1. 中國的戰略調整與新經濟的兩個領域

在2000年以后世界氣候暖化速度明顯加快的挑戰下，中國首先做出了發展理念和戰略的調整：早在2003年提出“科學發展觀”的時候，就已經明確不再以追求GDP為發展目標；2006年，提出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兩型經濟”目標；2007年，進一步提出生態文明發展理念，并于2012年將其確立為國家發展戰略。也是在這個時期，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基本正式確立，21世紀開始的時候，“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兩山”理念在福建和浙江相繼提出。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東北時增加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銀山”。在理論上，意味著新時代生態文明戰略下的新經濟所內在的生產力要素得到極大拓展，意味著新發展階段中國經濟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

其次是2005年確立新農村建設戰略時已經強調過、2020年十九屆五中全會強化鄉村振興戰略時再度強調的縣鄉村三級的規劃整合，也可以叫新型縣域生態經濟，主要發展方向就是把以往粗放數量型增長改為縣域生態經濟的質量效益型增長。

新發展階段有兩個新經濟類型作為國家戰略引領：一個是數字經濟；一個是生態經濟。這與過去產業經濟和金融經濟兩個階段的經濟領域有相當大的差別。

中國100多年來追求的主要是產業資本擴張，理論上叫產業經濟。進入21世紀前后開始金融資本擴張，特別是到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進入的是金融資本全球化時代。但是，在這個階段遭遇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和2014年金磚國家需求下滑造成國內兩次生產過剩，矛盾爆發得比較尖銳，所以一方面加入國際金融競爭客觀上構成與美元資本集團的對抗性沖突；另一方面在國內某種程度上出現金融過剩和社會矛盾的惡化。

由此，中央不斷做出調整：2012年確立生態文明戰略轉型之后，2015年出臺“工業供給側改革”，2017年提出“農業供給側改革”，2019年強調“金融供給側改革”……并且要求金融不能脫實向虛，必須服務實體經濟。例如，國家農業銀行必須強調服務“三農”是唯一宗旨；再如，2020年要求金融系統向實體經濟讓利1.5萬億元?？傊?，中央要求金融業必須服務實體經濟且以政治手段勒住金融資本異化實體的趨勢，遏制國內金融部門走西方國家虛擬擴張的不歸路。

在依靠黨組織的政治要求勒住金融龍頭的同時，中央抓緊做出改變資本主義一般發展路徑的新經濟轉型，一方面是客觀上已經初步形成的數字經濟，另一方面則是正在開始形成的生態經濟。如果數字經濟和生態經濟這兩個轉型能夠成功，中國就能夠回避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兩三百年的時間里，從產業資本異化社會到金融資本異化實體這樣的一般演化規律所帶來的對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嚴重挑戰。

2. 新生產力要素結構性擴展對生產關系變革的要求

生態經濟新生產力要素的結構性擴張，帶來縣域空間生態資源開發的必要條件。不可拆分的空間生態資源要素最大的特征是在地化，內嵌于具有區域特色的自然地理環境之中，地理位置、空間特點、人文風貌、歷史文化等構成了在地化的基本要素。在較長歷史時期內形成相對穩定內涵結構性特征的復雜社會制度視為在地化的內涵。在地化包含著依托生態空間形成的多樣性、可能性和包容性，既是一種在地物質空間的載體，也是基于成員生存權利的多元主體動態互動過程。因而，生態資源自然邊界和社會空間邊界高度重合且具有“資源、資產、資本”三資合一的最優在地化空間是“縣域”，也使縣域經濟在后疫情時代的國內大循環經濟拉動和生態經濟增長的供給方面具備了極大潛力。

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那么生態經濟新生產力要素的整合開發就需要回嵌到縣域在地化的自然及社會之中，通過縣域經濟體系來加速生態資源的資本化進程，其關鍵是實現縣域經濟綜合一體化發展，以農村集體產權改革和“三變”改革（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為契機，培育縣域生態資源資產經營平臺，做好鄉村集體經濟的公司化改制和符合在地化內涵的機制性建設，使縣域的地方金融機構深度參與到農業供給側改革之中，同步實現金融供給側改革，用地方過剩的頭寸資金活化在地生態資源資產，實現整體性開發和生態收益共享，從而構建起生態經濟內循環的新經濟基礎。

（二）著力推進空間生態資源價值實現

理解新時代的變化，應該堅持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出發，因地制宜地研究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生態資源價值化、生態產品價值化的實現形式。最終，是要通過貨幣化與資本市場實現“生態資本深化”，改出中國在全球產業分工中被金融資本通吃的路徑依賴，這也是如何能夠實現質量效益型的市場經濟的需要。

誠然，新時代的生態化戰略轉型，主要以鄉村振興戰略為基礎。2035年我國將基本實現現代化，但鄉村振興規劃要延續到2050年。其中的“產業興旺”將不是產業資本階段一般意義的一產農業的產業化，很大程度上是農業供給側改革與金融供給側改革這兩大供給側改革相配合推進的新經濟—生態經濟，因此，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鄉村振興上對應著的主要經濟基礎是生態經濟。

而鄉村空間生態資源具有典型的非標性、整體性和公共性。因生態資源的這些內在特征帶來了定價難題，工業化的產品一般都是被市場定價，但空間生態資源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內在地具有公共性，如同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林，林的命脈在土。因此生態化轉型必然推進生態文明深改，需要縣鄉村統籌的綜合規劃和整體開發，不能用一般的市場交易去定價。

第一，生態資源具有不可分割性，需要整體開發才能體現其內在的空間正義。如果把空間正義這個質的規定性取消，只用一般市場交易來對生態經濟做定價，很有可能會造成貧富差距惡化，拉大空間生態資源開發中的基尼系數，影響艱苦奮斗的脫貧攻堅成果鞏固。

第二，因為生態資源的整體性和不可分割性，一定造成非標性。所謂分散小農信貸不可得難題的最大約束條件，就在于鄉土社會的資產是非標的，不可做銀行信貸的抵押品。在新的生態經濟領域，這種非標性導致的制度安排只能通過內部定價解決。

第三，空間生態資源的公共性要求從事開發的微觀主體不是一般的個體私營企業，而應該是以新型集體經濟組織為經濟主體的“社會企業”。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發言表示，我們這些年的投資已經形成了1300萬億元人民幣的設施性資產。4這個實體經濟底盤足夠大，但很多資產是沉淀的，縣以下鄉村大量沉淀資產如何用生態經濟新的定價方式進行激活？進而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生態資本深化”，這取決于如何形成誘致性制度變遷，把現代資本市場的交易方式引入農村資源性資產定價過程中來，結合中央為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所實施的“三變改革重構新型集體經濟”來激活近15年國家大量投資在農村形成的沉淀資產。生態資源價值實現機制上可采用“雙層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國家投資是公共投入（Public），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成員集合對內收益分配是量化到戶，相對具有私有性質（Private），由政府財政投入和量化到戶的集體投入合作運營資產，構成生態資源開發的PPP結構。

首先是要“投改股”，近年來大量投向農村的基本建設投資形成了很大的資產總量，其所帶動的資源性資產價值化總量成倍增加，在三變改革中，用第一級政府投到村集體的項目資金變成第一道P(Public），雖然村一級集體經濟不是完全的公共，而是準公共，但村集體得到的是資產的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

再進一步將“村民變股東”，把政府投到村一級的資產做股量化到村民變成第二道P(Private），得到股權的農戶再將擁有使用權的資源性資產，按照一比一的對價，變成村集體的資產，村民得到的是價值化資產，而且是倍加的股權。這就意味著設施性資產和資源性資產在村級三變改革中實現了兩道PPP。

然后在村域一級市場以外的二級市場吸引外部投資主體進來，使外部資金進入村級集體資產中，顯化村集體擁有的資源性資產價格。如此，整個縣域生態經濟就會以鄉村集體經濟的社會企業性質做出全縣經濟資產底數，有利于對多年投入農村的基礎設施資產的激活。進一步以村為股權單位做股到縣級平臺公司，縣鄉村三級接受全域生態經濟的統籌規劃，在縣委統一領導下發揮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推進縣域生態經濟全面發展。

對于整個宏觀經濟來說，推進帶動這種縣域生態經濟首先是強化經濟上的“金字塔形”穩態結構。如前所述，生態資本深化的條件是因為中國有龐大的實體資產1300萬億元人民幣，相對來說，300多萬億元人民幣的金融資產總量并不大，只是實體資產的零頭。此外還有約計300萬億元人民幣的債務，大多對應為資產的建設性負債。三類資產加到一起大體上有約2000萬億人民幣的規模。如何把這個資產規模用新時代新的經濟創新激活，需要把空間資源變成空間綠海，形成新時代生態經濟的新領域。

其次要看需求側的中產階層綠色消費。從需求側來講，空間生態資源價值化開發對應三大類消費群體。其中，農民為主體的底層社會的消費還是生存性的，高收入者主要是海外消費。而中產階層人口超過4億人，成為消費引領者。世界上中產階層消費傾向是綠色主義?，F在提出需求側，其實就是中產階層的消費不再是過去那種實物形態—從手表、縫紉機、自行車升級到彩電、冰箱、洗衣機，再升級到房子和汽車，那是產業資本階段的實體產品的消費。進入新生態經濟階段的中產階層消費，往往不同于原來產業資本階段的消費，而是綠色消費傾向，比如家用太陽能、都市有機農業、郊區休閑農場等，很多城市中產階層希望自主形成對傳統能源和化學食品的消費替代。此外，生命消費、休閑康養醫養等消費都可以通過城鄉融合的有效途徑得以實現，生命產業與有機農業本來就是結合在一起的，客戶要求消費的產品服務與生態化新經濟吻合。

據此，生態文明新時代的生態經濟不是過去產業資本時代以資本收益為主的發展方式了。生態化的新經濟所對應的消費群體客觀上是中產階層。對中國中產階層的綠色消費來說，農業還沒有針對這個需求側進行產業供給側的改革。

同期，數字經濟也已經成為重要發展趨勢，如果把數字經濟和生態經濟結合，將數字鄉村落實到鄉村綠色發展之中，很可能會改變已經形成的金融資本利益群體走向西方金融資本虛擬化擴張的發展模式。金融異化不是簡單的市場制度問題，很大程度上要把金融資本和一個發展階段以及這個階段對某些特定群體激勵形成的群體行為作用相結合。所以，只有借助中國特色新舉國體制調整生產方式，主要是把資本市場的概念和運作機制引入生態經濟的思路中，體現以鄉村振興為基礎的生態文明新戰略，我國才有維持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

（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

在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接續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從脫貧之日起設立5年過渡期，推動減貧戰略和工作體系平穩轉型，統籌納入鄉村振興戰略，建立長短結合、標本兼治的體制機制?！秶窠洕蜕鐣l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指出，要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

為什么強調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因為工業化發展階段，產業資本高度同構，標準化、可集成和大規模傳輸，不是傳統發展中國家能夠應對的，產業資本對不同文化有強勢摧毀性，派生的文化教育體現產業資本要求，是機械化的單一大規模量產的產業方式。工業化時代產生的歐洲福利社會主義、蘇聯國家社會主義、東亞社會資本主義雖表述不同，但都強調大生產，內涵仍是人類在資本主義時期工業化階段派生的意識形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大的區別是，雖然產業資本總量和金融資本總量世界第一，但在發展方向上鄉村振興與生態文明戰略直接結合，金融資本嚴禁異化，要求服務實體，服務于現階段的生態文明和鄉村振興等生態經濟，不是單一地提高農業產出和產量。因此，鄉村振興不能按照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現代化要求制定中國農業現代化標準，而是要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機制和制度特征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的指標體系。

在鄉村振興中，還可以借鑒東亞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例如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地，這些地區之所以能夠保證99%的人免于貧困，是因為政府通過“提高農民的組織程度”來幫助農民形成相對比較有利的談判地位。所形成的綜合性農民合作組織業務范圍廣泛，將農業、工業和服務業（金融保險、文化教育）都納入了進來，且將收益返還給農民或用于農業技術推廣。這是東亞社會消除貧困實現小康的基本經驗。

（四）實施鄉村建設行動促進城鄉融合

鄉村建設行動是一個生態資源社會化的過程，是一個促進城鄉融合的過程，應在有一定投入的情況之下，能夠促進城鄉之間更好的溝通、交流，動員市民下鄉，鄉賢返鄉。引入社會參與式的創新力量，讓市民下鄉創業與農村三產化發展有機結合起來，提高農村生態資源要素價值，為解決相對貧困問題創造條件。通過鄉村建設行動，推動社會各界力量廣泛參與，使集體經濟有更多益貧性、普惠性和正義性。尤其是當鄉村振興和生態文明戰略結合的時候，要求生態資源開發體現空間正義，一旦進入空間資源開發，要素的全面整合必然是制度改革的重要內涵，需要通過一系列制度設計，讓農民分享資源變資產再變資本的增值收益。如此，長效扶貧機制才能穩定，脫貧攻堅的成果才會鞏固，進而為中國可持續發展提供健康且穩定的動力。